王忠诚精神永远照耀我们前进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孙彦辉

　　公元2012年9月30日，敬爱的王忠诚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医学界以及中国的神经外科学界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数不清有多少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算不出有多少人回想联翩、泪水盈眶。在向躺在鲜花和翠柏中的王忠诚老师做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巨大悲痛，泪水如泉涌般奔流而下，浑身颤栗，泣不成声。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从失去恩师的悲痛之中完全解脱出来。无论是白天的闲暇之余，还是夜晚的睡梦之中，王老师的音容笑貌以及与老师见面时的各种场景不时地在脑海中浮现。
　　王忠诚院士一直我心目中敬仰的一代神经外科宗师，我是通过学习他的学术著作而成长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自己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王院士的学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向王院士请教。虽然屡经坎坷，但最后我还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2002年7月正式成为王院士的一名博士后研究生。
　　王院士为人师表，对学生言传身教，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神经外科专家。记得在2004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另外一名博士后同学在做出站工作汇报时，王老师不但提前来到了答辩现场，而且在我们的汇报过程中始终都在认真地听。汇报前我们曾担心老师年事已高，又有腰痛的毛病，很可能中途就回去休息了，可是事实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整整一个下午，王老师都始终坐在椅子中，面带微笑，眼神中透着鼓励和支持，并同出席答辩的专家们一起进行分析和评价，对我们能够深入开展胶质瘤的治疗研究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当答辩结束后，由于他老人家坐的时间过长，自己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我们赶紧过去扶老人家起来，他用手扶着无法伸直的腰，两腿不停地颤抖，好一会儿才直起身来，嘴里还不停地安慰我们：没事，没事。我一阵心酸，老师本可以早些回去休息，但是为了能够鼓励自己的学生，他放弃了午休，一直都在现场坚持着，甚至是要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这需要多么大的爱心和毅力啊！
　　在博士后出站以后，我打算回到原单位工作。在向王老师汇报自己的未来打算时，王老师打断我说：还是留下来工作吧，这里有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更有利于发挥你的特长。我说留院面试我都没有参加，留院的事情恐怕是很难办的，您老人家这么高的身份，用不着为我的事操心了。可王老师却说，没关系，我去帮你说，具体怎么办你就不用管了。说完就双手撑着办公桌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一只写字笔，把我的名字写在了他面前的记事板上。看着老师用颤抖的手写下我名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老师日理万机，竟然还能够记住我的名字，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老师那慈父般的关爱，同时也暗自下定了决心今后不能再让老师为我的事操心了。
　　王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天都坚持按时上下班。他生活简朴，办公条件更是简陋。在第一次踏入他的办公室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办公室只有十来平方米，办公桌紧挨着门口的一侧、一把座椅和两个书柜，门口的另外一侧还放着两把几乎占据了过道一半的硬木椅子，除此之外，几乎就没有剩下什么空间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心目中的神经外科一代宗师竟然在这么狭小的办公室内工作。记得在2004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在办公室内同医院医务处的领导讨论医疗改革的问题，当时是让我做记录。由于室内空间狭小，我只能坐在门口旁的硬木椅子上，把纸张放在腿上进行记录。王老师看到我写字不方便，就从自己的座椅上站了起来，让我坐到他的座位上书写。我赶紧站了起来，百般推辞。老人家还把我推到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然后坐到了我坐过的椅子上。当我坐到王老师的座位上，在他的办公桌上做记录的时候，心里既是感动又是激动，感动的是王老师竟然如此的平易近人，激动的是我或许是曾经坐过王忠诚院士座位上办公的唯一学生。
　　王老师一生中的最大目标就是发展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为此他奉献了美好的年华、毕生的精力、甚至是宝贵的健康。即使是在晚年，他依然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着。为了能够更好地丰富和规范全国神经外科医生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操作，提高全国神经外科的整体医疗水平，王老师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成立北京神经外科学院的构想，为中国医师培养制度的建立进行重要的探索，并在学院筹建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每当我拿着厚厚的神经外科学院发展规划、招生计划和教学计划等材料向王老师汇报时，王老师都带上花镜，仔细认真地阅读着每个句子，在有感到不妥的地方就用铅笔标记出来，再把正确的想法在旁边写下来。即使有个错别字他也能够给挑出来，并加以改正，但从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或者不满的话。看到八十岁高龄的老师思维还如此清晰，做事如此认真，我不由地感到阵阵的羞愧。原本以为自己写材料已经够严谨认真的了，但是同王老师比起来，还是相距甚远啊。王老师严谨认真的做事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鞭策着我、改变着我。在我以后写的材料上，王老师的字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两个字“已阅”。
　　王老师做事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从不武断。记得在成立神经外科学院这样重要的事情上，王老师更是多次召开北京市神经外科老专家的讨论会，反复讨论各种方案。按照他原来的设想，神经外科学院的学制可以定为四年，但在讨论会上有的老专家提议学制五年的培训更为合适。王老师就跟我说：就听大家的，学制就改为五年吧。
　　王老师为人谦和低调是众所周知的。在2004年12月筹备召开纪念王忠诚院士从医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时，我在准备的材料中写到“王忠诚院士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在送给王老师进行审阅过程中，王老师在开拓者的后面加上了“之一”两个字，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有老师，我的老师是赵以成教授，是赵老师把我引进神经外科的，我只是在继续完成老师未完成的事业。王老师还曾亲口嘱咐过我：你刚来到一个新单位，做事一定要低调，没个四、五年的时间，大家是不会了解你的。
　　王老师在学术上始终保持着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即使是在不能参加手术的情况下，也在坚持着每天查阅各种医学文献，始终掌握着世界神经外科发展的最新动态。记得在2005年8月的一天，我参加完第一次国际脑胶质瘤学术会议以后，写了一份会议总结，并向王老师进行了汇报。王老师听后很高兴，认为这些内容对我国胶质瘤的治疗很有参考价值，并直接要将会议总结材料留下来详细看看。老师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他老人家听一听有这回事也就完事了，所以在文字方面做的并不细致，没想到老师还要留下资料仔细分析。我有些心虚，赶紧说文字太粗糙了，等我回去仔细斟酌后再给您送过来。王老师却说：不用了，我能看懂。等过几天我再到王老师办公室汇报别的事情时，就见王老师办公桌上堆了一摞病历，王老师带着花镜，正在仔细的查阅着每一份病历，并且用卡片仔细地记录着病历里的内容。我坐下后，王老师对我说：现在这些病历记载的内容太笼统了，听神经瘤术后竟然没有听力情况的记载，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哪。我非常的惊诧，没想到老师这么大的年龄还在关心着临床工作，即使是书写病历这样的小事也难逃他的法眼，同时也为现在的年轻医生与老一辈专家的差距而感到羞愧。在我要离开时，王老师突然又问我：你总结的那篇文章还有吗？我随口说：有，不过上次我已经放您这儿一份了。王老师说：是，不过那份让赵教授给拿去看了。我深深地被王老师这种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了，这样的医学大家本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成功经验，现在竟然对一个年轻医生写的东西如此感兴趣，老人家对知识的追求真是让常人难以想象的。
　　王老师一直关心着老、少、边、穷地区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多年来，利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坛医院的人力资源和技术优势，与全国20多家医院建立了神经外科协作中心。每次中心剪裁，他都不顾自己的高龄和身体状况，亲临这些地区，为当地的医生讲学，并亲身示范为当地患者进行疾病的诊治。他曾经要求我把这些协作医院的情况总结一下，希望能够从中得出更多的帮扶经验，以便今后在贫困地区更好地普及神经外科。在每年的神经外科学术会上，王老师都会从王忠诚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资助来自贫困地区的神经外科医生，这已经成为他普及和推广神经外科专业知识的一种方式。
　　王忠诚老师的一生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他医德高尚、一切为病人的行医精神，他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育人精神，不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卓越贡献必将载入世界神经外科的发展史册。一代宗师离去了，但王忠诚院士的精神犹如一面光辉的旗帜，必将永远引领着后人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最后我用一首小诗告慰在天的恩师王忠诚院士。
　　大师西行续传经，
　　堂前离别泪湿襟。
　　恩典教诲心中记，
　　不知困惑向谁询。
　　一代宗师今离去，
　　化作行星游天际，
　　旗帜不倒精神在，
　　引领后生随影行。